就书法来讲，书随人变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比如风流才子唐伯虎，随着人生经历的跌宕起伏，他的书法风格和导向也经历了前后三次变化。    王铎亦有这样的经历，“不得其平则鸣”；人生失意，却是个人书法茁壮成长最好的养料。只是不同的是，王铎还承受了和赵子昂一样的骂名，因为他们都是“贰臣”。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明朝可以说是封建王朝当中最有骨气的。甚至在清朝大一统之后好多年，明人依旧对这个蛮夷之族建立起来的国家毫无认同感。    相对于那些力求“反清复明”的人来说，王铎无疑是耻辱，是“败类”。当年清军入关以后，王铎率兵镇守南京但最终不敌，于是他降了。        他并没有为自己谋求利禄，他只有两个要求：一，不伤城中百姓一分一毫；二，恢复科举，广开言路。    于是城中的百姓幸免于难，读书人又看到了前行的希望；只有他带着投降的屈辱与沉痛以及叛国的骂名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七年。        在那七年间，王铎的书法愈加成熟老辣；他将不能挥剑的痛苦都倾注在了笔端。在他人生最后七年的作品当中，有一件《自书石湖等五首卷》是他    “人书俱老”的代表作。    王铎其实是一个非常狂的人，甚至说张旭的书法是野道，大呼不服！        在书法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大家像王铎这样依赖古帖和临摹，而且面对外敌他还举手投降，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却被赞誉笔力雄强，被誉为“笔神”。      为何？因为王铎的笔就是他的剑；因为他从不跟在古人之后亦步亦趋，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以那些古帖为支点，翘起了自己。        《自书石湖五首卷》作于清顺治三年（公元    1    646年），那是王铎投降清军后的第二年。    王铎真书，行书，草书诸体皆能；他将“二王”，颜真卿，钟繇等人的书法精华融为一体。        《自书石湖等五首卷》当中有钟繇的端方，也有颜真卿的宽博。其笔力刚健，雄奇亦非常人可比。其中神韵尽是狂野，丝毫不见媚态。他说张旭是野道，其中自有他的底气。    王羲之被誉为“书圣”，他被誉为“笔神”，不是“书圣”的名誉不可再给第二个人，也不是“小王”的位置上早已有王献之，而是因为他对笔的掌控真的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因为他没有剑，他与他的笔有更深刻，更亲密的精神联系。        这一帖行书《自书石湖等五首卷》如今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