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因病逝世，杜鲁门成为新任美国总统。在接过总统宝座十几天后，当从美国军方那儿得知了“曼哈顿工程”时，杜鲁门瘫倒在了椅子上——在此之前，他绝不敢想象世界上竟然还存在如此宏伟的计划。 那会儿，在人类的认知里，核武器犹如天方夜谭，手握原子弹意味着美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杜鲁门也将是天底下最具权势的男人。3个月后的波茨坦会议上，面对一向强势的苏联领袖斯大林，杜鲁门难掩心中的激动。他暗示美国已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美军将用它来打击日本。 出乎意料的是，斯大林表现得出奇的平静，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应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期待美军的表现吧。”  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在塞米巴拉汀斯克试验场试爆成功，情报传到美国，朝野一片哗然。杜鲁门连忙召集所有部门，要求他们立马验证消息的真伪。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杜鲁门慌了。  要知道，根据美军专家推断，苏联想要研发出原子弹，至少也要等到50年代中期。眼下苏联人把这个进程缩短了一半，这也彻底打乱了他们的战略部署。显然，没有一些“客观条件”，这是无法实现的。思前想后，美国政府顿觉背后发凉——他们内部一定出了大问题。 情报部门认为有人拿人手短当了叛徒，然而经过严格的审查后，情报部门却一无所获。查不出来不代表没有问题，眼下局面越是平静，美国人心里就越慌。 事实上，以原子弹工程为例，冷战中苏联对美国的渗透远比杜鲁门及其幕僚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根据美国专业期刊《原子科学家新闻简报》的刊文：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在核物理研究的领域稍落后于西方国家，但追赶势头很猛。尤其是在决定研制原子弹后，在斯大林的直接授意下，内务部领导人贝利亚建立了庞大的机密部门，派遣了大量特工潜伏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只要哪里冒出了与“原子弹”仨字沾边的消息，那儿就一定会有苏联间谍。  苏联核科学技术领军人物库尔恰托夫曾说：“如果不是贝利亚，我们就造不出原子弹。”情报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一开始真正让苏联没有输在起跑线上太远的却另有其人，他是个被历史波涛埋没的“小角色”，名叫克劳斯·福克斯。  福克斯是个天才，1936年，仅25岁的他便取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不过，在纳粹党在德国影响力最为鼎盛的年代，身为德国共产党员的他过得极为压抑。1941年，福克斯获得英国国籍，英国当局十分看重这位才俊，准许他加入一些“巨大的秘密项目”的工作组。在那儿，他对原子弹有了更加充分的认知，然而就在这个阶段，他选择了“叛变”。  福克斯变节的理由很简单：他认为只有苏联扛住了德军的攻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才能看到希望。为此，他冒着风险将英国原子弹计划全盘告知给了苏联政府，莫斯科方面反应迅速，立马安排了一名精英情报官员与之接头。而这名官员的上司，正是大名鼎鼎的“间谍之神”理查德·佐尔格。 后来，当英国决定同美国一块推进原子弹的研发工作时，福克斯被带进了“曼哈顿工程”的项目组，还成了能够触碰到核心机密的那一小撮人之一。借职权之便，他为苏联提供了更多极其珍贵的参考资料。  不过，或许福克斯并不知道，他身边还有一大群“战友”与之一并疯狂蚕食着美英在核武器研发领域的优势。 1943年底，西方科学家在“曼哈顿工程”中取得重大突破，而苏联间谍的活动也进入了繁荣期。例如，高级间谍科瓦丝尼科夫在加拿大建立了一个精英情报组织，苏联官方代号为“后方”，他们将自己的情报网络延伸到了华盛顿、纽约等美国重要城市。曾担任伦敦技术间谍部主管的巴科夫斯基在报告中提到：苏联间谍已经把英国渗透成了“筛子”，仅在首都伦敦，就有至少10名重要科学家被苏联政府策反。 内务部昔日的机密档案中还提到一个代号为“德尔玛”的重要角色。此人名叫乔治·科瓦尔，以技术专家的身份被毫不知情的美国政府派往原子弹燃料生产基地负责健康安全工作。在他的帮助下，苏联当局对美国核燃料的研发进度了如指掌。 当然，这其中还有我们最为熟悉的玛加丽达·科涅库娃，她同丈夫谢尔盖·科涅库夫以“访美学者”的身份在美国经营了长达20余年，获得了美国社会的高度认可，与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结为密友，把科学巨匠爱因斯坦迷得颠三倒四，以至于科涅库娃任务完成被撤回苏联后，爱因斯坦还给自己的“梦中情人”写了好几年的信。 毫无疑问，间谍们对苏联原子弹研发工作的帮助是巨大的，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他们陆续从奥本海默的试验场中偷走了“小男孩”的数学计算、设计图纸和炸弹引信结构装置设计等资料。一开始，苏联科学家们还是有傲骨的，库尔恰托夫并不急于直接照抄“标准答案”，而是试图独立完成苏联人自己的计算。但事与愿违，新的计算结果总跟美国人的存在偏差，一次次的失败逐渐消磨着库尔恰托夫的耐性，他变得犹豫起来，不断地让麾下的科学家们“再看看”。在得到无数个相差巨大的计算结果后，库尔恰托夫终于大手一挥，干脆把自己的设计和计算全部撤下，直接走了“拿来主义”的近道。就像抄作业一样，纵使美国政府自认把保密工作做得天衣无缝，最终还是让苏联人从头抄到了尾。  众所周知，美国人为了防止“曼哈顿工程”被人看破，特意搞了一手“盲人摸象”的把戏：他们把巨大的计划拆成若干个小部分，每个人身在其中却不知其貌，甚至连美国总统都只知道个大概。然而大洋彼岸的苏联人却远远地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甚至在波茨坦会议上，当杜鲁门得意地向苏联领袖炫耀美军的无上强大时，他并不知道斯大林在这事儿上甚至比他懂得更多。 值得一提的是，与美国人“慢工出细活”的研发方式不同，作为追赶者的苏联政府将这个过程变得快速、高效却简单粗暴。虽然间谍们也偷来了一些配套设施的设计图，例如机械臂等等，但苏联政府并没有额外耗费时间制造它们。内务部直接从监狱里征召大量死囚，让他们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下从事生产工作。在场的每一名守卫都有“先斩后奏”的权力，他们可以对任何一名有“可疑举动”的囚犯开枪而不必受到责罚。 正是如此，苏联人才以奇迹般的速度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 当意识到自身出了“叛徒”后，美国政府下意识地认为有人“拿钱办事”。顺着这个方向调查，他们自然是一无所获。殊不知，除了苏联派出的间谍之外，几乎所有选择为苏联政府卖命的科学家，没有一人是冲着钱来的。其中不少人，如坊间所说：他们不愿看到美国垄断核武器，因此故意透露给苏联；也有其他人为了自己心中各种各样的理想。  也正是如此，直到1949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成功破译了苏联驻纽约情报机构的秘密电报后，才揪出了克劳斯·福克斯这个隐藏极深的“叛徒”。然而，他们还是晚了一步：福克斯已经将一款新型的、威力更大的核武器的相关资料提交给了苏联政府，并帮助苏联人在该武器的研发上获得了领先——1953年8月，苏联成功试爆了第一颗氢弹，这比美国快了足足7个月。 至于其他一些更加高明的间谍，直至今日，西方国家也没能洞悉他们的真实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