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亚太安全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冷战思维回潮和大国博弈加剧的双重作用下，和平发展的趋势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一，世纪之问，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亚太。亚太地区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伴随着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加速转移，亚太成为世界上最有希望最有活力的地区。多元并存是亚太地区国家最明显的特征，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以及交流互鉴始终是亚太地区进步的强大动力。亚太地区是发展中国家非常集中的地区，面临来自安全和发展两个方面的“赤字”都很严重。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战乱冲突、恐怖主义、移民难民危机都能从贫困落后上找到根源。毫无疑问，发展应该成为地区国家的第一要务。  亚太安全与亚太发展紧密相联，发展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基础，安全是促进发展的条件，安全和发展并重才能实现可持续安全。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不仅是最终解决南海问题的必要条件，而且是维护国际通道安全的基本保障。因此，中国与东盟国家积极推进“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磋商，维护共同安全，促进共同发展。这比任何来自别人的武力保卫，更加有效和有利。任何试图诱使中国和东盟国家偏离发展的向好趋势，陷入并不存在的“安全陷阱”进行恶斗，都是别有用心。任何大国的军事介入，试图导致地区战乱的景象在亚太复制的阴谋，都值得共同抵制。  中国致力于打造安全共筑的亚太命运共同体。在亚太地区集体安全机制仍然缺位的情况下，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发挥好东盟等区域性合作组织的作用，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至关重要。中国与东盟国家经历了从对立到合作、从邻居到伙伴的转型，形成了特有的争端解决机制和矛盾自愈机制，共同营造了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并进的格局，在战乱不断的世界中显得弥足珍贵，值得倍加珍惜。而部分域外国家则热衷于把少数国家的意志强加给亚太国家，人为挑起零和对抗，以求渔利。 第二，战略选择，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在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背景下，“认知域”的地位举足轻重。同样，大国对时代特征的不同认知，将导致不同的安全理念和行为方式，而基于错误的假设而导致的战略误判所带来的风险和后果由于缺少底线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中国认为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而美国认为世界重回大国竞争时代，要按照美国确定的标准划分阵营，在对抗中遏制对手，压倒对方，谋求绝对优势。历史没有假如，应该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美国第26任总统福克兰林·罗斯福先生有一句名言，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美国一方面对中国的快速的发展感到焦虑，但另一方面往往又对中国郑重承诺的理念和原则视而不见，难免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境。 有的人持国强必霸的逻辑，认为大国发展起来之后也必然要向世界释放巨大的张力，美国作为头号超级大国志在全球推行美式民主，苏联称霸时曾经要建立“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势力范围，所以中国也不例外。殊不知中国旨在超越二战和冷战的思维，既不走霸权的死路，也不走殖民的邪路，而是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出一条共商共建共享的新路。如果说中国发展起来之后非要做点什么，那“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就是中国给世界的最大贡献。 “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是美方定位中国的主题词。通过追赶、跟进和超越，促进国际经济、军事和社会的进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国梦和让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的中国梦，异曲同工，可以并行不悖。然而，美方显然更看重两败俱伤式的恶性竞争，把其上升到“价值观”和“领导权”的层面，渲染中国“是步步紧逼的威胁”，不仅要确保“能够对中国或任何想要挑战美国的国家施加可信的威慑能力”，而且扬言用军事力量对抗中国所谓的“咄咄逼人的霸凌行为”，把中国塑造为美国的对手甚至敌人，这种任由竞争向对抗的升级无助于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容易导致冲突的发生。  第三，抱残守缺，印太战略没有未来。美国“印太战略”是美国沉迷于大国竞争的产物，建立在一系列误判和错觉的基础上。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公布了印太战略的未来步骤，充满自我矛盾。印太战略打着和平的旗号，却以排他性的军事同盟为核心；口口声声基于规则，却无视规则中的规则也就是别国的主权；扬言反对改变现状，却带头破坏地区原有的安全架构；三大手段中两个与军事有关。从“亚太”到“印太”尽管一字之差，但却在悄然改变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平衡，为在中国大门口拉帮结派，鼓励更多的盟国、伙伴介入亚太事务打开了方便之门，进而使“塑造亚洲战略环境”的操作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成为印太国家的代名词，拼凑军事同盟成为推行印太战略的主要手段。而日本成为其中重要的支点，而且高调冲到台前，值得引起高度警惕。 印太战略的未来步骤之一是把中国的台湾推向风口浪尖。美国不断在所谓“一中政策”中夹杂私货，公然把台湾地区纳入所谓合作伙伴的体系，声称要继续协助台湾强化“防卫能力”，坚持对台出售武器，不断触碰一个中国的底线，为常态化的干涉中国内政提供战略依据，构成了对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现实威胁，使得台海地区的安全风险陡然升高，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安全环境，必然会引起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的坚决反对。 美国的学者斯皮克曼，曾在他的边缘地带理论中提出，东亚的稳定取决于中美日三国的平衡，而如果中国要想“做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除了日本军事力量的弱化或者消失外，最重要的是“中国能够达成真正的统一”。他还告诫西方强权，如果“还想在这一地区保持影响力，他们就必须为自己的海上力量寻求岛屿基地”。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一在1942年提出的战略假设，八十年后却成为“印太战略”的理论依据，两相对照，几乎和美国在亚太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一方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的“威慑和应对能力”，放手让日本突破和平宪法，扩展军力；一方面把阻止中国统一作为印太战略的重要内容，图谋“以台制华”。然而，刻舟求剑，没有未来。世界进入了新时代，不仅亚太的安全格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中国已从当年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一跃成为具有强大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以及广泛影响力的地区性大国，具备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强决心和强大能力。按照斯皮克曼的剧本，当年都未能挡住中国的独立解放和在抗战胜利之后收复台湾，今天更无法遏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祖国统一的进程。在第十九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掷地有声，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将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不惜一战、坚决维护祖国统一。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不受任何战略的左右。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对亚太战略印太战略的评价非常精当，美国推出印太战略的意图是维护其霸权体系，是一个制造分裂的战略，是一个煽动对抗的战略，是一个破坏和平的战略。印太战略“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地区国家普遍意愿，服务一己之力，一定是一个失败的战略”。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刻舟求剑没有出路，印太战略没有未来。 第四，精准应对，实现富国强军的统一。孙子曰“不可胜在己，可胜者在于敌”。面对美国强加给中国的“大国竞争”和无端的遏制、打压、胁迫，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仍在我们自己。尽管当前中国面临的内外安全威胁和挑战都很突出，然而未来的大国之间的竞争，毫无疑问首先是国内团结巩固的竞争。“一切取决于中国自己的事办得好不好”，办好自己的事是应对外面的事的基础。排除一切干扰，保持安全与发展并重，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应该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利益考虑中美关系是中国一贯的站位，面对美国不择手段的全方位全要素的遏制打压，保持战略定力和精准应对同等重要。既不放松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也要做好步步为营的准备，把战略上优势和强项转化为战术上和行动上的对策，用滴水穿石的韧性把恶性竞争的压力变成持续发展的动力。我们有理由相信美方务实而强硬的表述绝不是说说而已，有的已付诸行动，有的会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对于每一个可能成为“建设性接触”议程，都应做到有备无患，防止在“明火执仗”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是美国打压中国的核心领域，也是我们志在必得的强军目标。无论是“太平洋威慑倡议”，还是“一体化威慑”计划，都企图使中国军队在履行使命时有所顾忌、知难而退。但从某种意义讲却是为我们固强补弱提供了难得的正面清单，应该作为优先发展的方向，并不断增加自主创新在其中的贡献率。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中国致力于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源自于内生的动力和需求，不针对任何人，也不会受制于任何人。中国坚持后发制人的军事战略，尽管能够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但理论上需要更大的投入和更加充分的准备。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后发制人的战略要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慑战，能让对方不敢轻易动手；二是防卫，能经得住先发制人的打击并保护自己的人民；三是还击，能在逆境中还得了手甚至打疼对方。四是制胜，能制伏来犯之敌，迫使其付出代价。可见要具备这种“四位一体”的能力的确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成本，而且有着持续经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作者国防大学教授 张英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