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西北军司令胡宗南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依仗着强大的兵力和美国提供的飞机大炮，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对我陕北根据地发起狂轰滥炸，目标直指延安。  这个胡宗南向以“天子门生第一人”自居，平生唯蒋介石马首是瞻，当年，他奉命在甘南一带布防，截围攻长征红军，差点在松潘被擒；他恼羞成怒，重新集结兵马，叫嚣要在腊子口歼灭我整个中央红军；当我中央红军扎根陕北，他驱兵直入，悍然进攻陕北。彭老总率领红军迎击，将之大败。此后，“西安事变”爆发，国共两党一致对外，再度合作。胡宗南主政关中，一直对延安虎视眈眈。 1947年3月4日胡宗南被老蒋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其迫不及待地以刘戡的整编第29军和董钊的整编第1军组成左右两个兵团，采取钳型攻势，气势汹汹，大举进犯延安。 毛主席不拘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带领延安军民实施转移。 胡宗南用飞机大炮对延安空城进行了一番狂风暴雨式的猛烈轰炸后，趾高气扬地进入延安，自吹自擂“俘虏敌5万”，称“胜利空前”。 被蒙在鼓里的蒋介石不明就里，授其二等大绶云麾勋章。 得了勋章的胡宗南悄然入戏，自己被自己骗了，以为我延安军民真是已经被他消灭干净了，高高兴兴地把指挥所移入延安，抽出了5个整编旅的兵力守备延安。 随后，命刘勘兵团和董钊兵团四下“扫荡”，力争消灭“残敌”。 这么一来，他的军需供应基地宝鸡防务空虚，只有76师师部、新编114师44团和国民党陕西保安第2l团，共2000多人驻防。 我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老总决定发动“西府出击”，端掉胡宗南的后院，让蒋介石和胡宗南清醒清醒。同时，也通过此次战役调动和驱出胡宗南的各部，在野战中寻机将之各个击破，分头消灭，从而达到收复延安的目的。 彭老总豪迈地对各级指战员说：“只要我们向宝鸡进军，胡宗南就顾不上要延安了。” 要老覃说，胡宗南的军事能力比彭老总不知低了多少个档次，和彭老总斗法，他注定是要失败的。 西府战役历时一个月，我人民解放军攻克14座县城，歼敌2.1万人，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彻底打乱了胡宗南的部署，收复了延安，夺取了洛川，摧毁了西北敌人补给基地宝鸡，在国内、外极大地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不过，在这场大胜之中，彭老总也犯了些错误，用兵不当，导致险象环生，甚至，他本人差点在沙场捐躯。 事情是这样：我西北野战军发起西府战役不久，敌裴昌会兵团的11个整编旅另1个团由富平、三原地区分三路来救宝鸡。 彭老总考虑不周，单让4纵在在扶风、岐山之间抗击西进的裴昌会兵团；另命2纵独6旅在杏林镇一线阻击沿陇海路西援的敌军；剩下的1纵、2纵（欠独6旅）共4个旅继续向宝鸡挺进。 问题出在4纵上。 4纵当时只有两个旅、四个团，兵力薄弱，他们渡过泾河后，集结于礼泉昭陵以北地区。 彭老总没有让他们合兵一处，又让4纵警1旅副旅长刘懋功率警3团1营和部分工兵，深入敌后破坏三原至咸阳的铁路桥。 刘懋功率部到达该地区后，与敌人周旋了4天，因敌人兵力强大，未能得手。 重要的是，在频频转换的运动战中，刘懋功他们与4纵失去了联系，成了一支孤军，随时有被敌人吃掉的可能。  没办法，刘懋功只好率部绕道返回关中边区。 必须说明一下，刘懋功带走的可是主力营。 这样， 4纵兵力就更加薄弱了。  偏偏，彭老总不放心2纵独6旅单守杏林镇一线阻击阵地，又派4纵警3旅旅长黄罗斌前往接替下该阵地。 如此一来，4纵司令员王世泰、政委张仲良仅有纵队直属队和警1旅（警2团，警3团欠2个营）4个营的兵力可供使用。 4纵警3旅在杏林、扶风遭遇上敌整编第38师、整编第65师的轮番猛攻，一退再退，最终不得不退到岐山以北地区。 军情太急，4纵司令员王世泰来不及请示上级和通知友邻部队，率部匆匆退守到岐山东北山地。  正在攻打宝鸡的1纵、2纵左翼因此再无遮掩，成了敌军攻击的软肋。 彭老总大为吃惊，急令刚刚从杏林镇撤退下来的2纵独6旅回防，另命从长武远道赶来的6纵新4旅、教导旅配合2纵独6旅封堵防线缺口。 6纵新4旅在凤翔县城东十里铺地区与蒋军援军先头部队整编65师160旅交上火，一时打得难解难分。 6纵队教导旅却在镇原的屯子镇被敌整第82师3个步骑团包了饺子，危在旦夕。 彭老总急火攻心，亲自率主力往救。 哪承想，敌3个步骑团火力强大，彭老总与来援主力一并被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  2纵独6旅且战且退，惊悉彭老总有险，赶紧死守住荔镇，让彭老总在荔镇险险杀出了一条生路，得以全身而退。 西北野战军从陇东撤到关中后，彭老总在土基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总结检讨西府行动。 彭老总先作了自我批评。 这个自我批评，彭老总后来在《自述》也有提到，说主要是自己“过急求成”，有“轻敌思想”。另外，也有缺乏战术侦察，敌情不明，通讯联络不畅等原因。 但最大的失误就是：“战役配合有很大缺点”。 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看，彭老总的确在“战役配合有很大缺点”。 要知道，当时敌人守宝鸡的兵力不过2000余人，而且都是老弱之众。 但彭老总却派出了1纵、2纵的4个旅、12个团共3万人前往攻打，可谓是大炮打鸟。  他既然把这么多兵力放在了主攻上，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阻击兵力的严重不足——先后参加阻击裴昌会兵团11个整编旅另1个团援军战斗的，不过4个旅共9个团的兵力而已。 但话又说回来，4纵阻击不力就算了，其却在没有请示上级、没有通知友邻部队的情况下，私自撤军，其咎难辞。 彭老总在检讨了自己在排兵布阵上的失误后，虎目圆睁，怒视4纵司令员王世泰，说：“你这个王世泰，是怎么搞的?”  王世泰嗫嗫嚅嚅，说不出话来。 彭老总又转问6纵政委张仲良：“张仲良，你这个政委怎么说？” 张仲良有些不大服气，合刘懋功带走警3团1营和彭老总支走黄罗斌的警3旅来说事，张了张嘴，说：“两支队伍被调，我这政委有什么作用?” 彭老总勃然大怒，一拳砸在案桌上，说：“你们打滑头仗，敌人来了，你们拔腿就跑，差点弄得我全军覆没。我要枪毙你们……” 不过，彭老总爱兵如子，也只是在会上发了火，王世泰和张仲良既没有被枪毙，也没有被撤职。  王世泰晚年著有《王世泰回忆录》一书，书中提到了西府战役，说：“虽然他（彭德怀）曾在土基会议时极其严厉地批评了我，但是他的博大胸怀和严格要求，使我终生都铭记他的教诲，并始终将他视为良师益友。” 王世泰是土基黄连河村人， 1910年出生，19岁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参加革命工作，是刘志丹最为心爱的一个兵。 1931年9月，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那会儿，王世泰担任了班长。 1932年12月，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前来改编陕甘游击队，他把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第二团，自任军政委兼团政委。 杜衡的思想很“左”，他禁止原陕甘游击队的领导担任团长一职，指定由班长王世泰担任团长。 王世泰于是从班长一跃成为第二团团长，步入红军高级将领的行列，曾经的老领导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人，都变成了他的下级。  原本，杜衡是要把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人赶出队伍的。 但王世泰是刘志丹的死忠粉，他以拒绝当团长为要胁，要杜衡力留下刘志丹。 杜衡同意了他的要求，把刘志丹留在了部队，而把谢子长、阎红彦等人遣往上海学习。 王世泰让刘志丹担任团政治处长，在实际军事行动中，一律听从刘志丹的指挥。 在刘志丹的带领下，王世泰逐渐成长成了一代名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世泰先后担任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等职，负责保卫革命根据地及中央领导的安全。 毛主席非常欣赏王世泰，曾亲笔为其题词：“忠实、努力、不夸、不骄。”  解放战争初期，王世泰调任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后来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委员，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为许光达，1955年我军第一次评军衔，他被授予了大将军衔。 和王世泰同级的第十九兵团政委罗瑞卿、第一兵团司令兼政委王震、第十八兵团司令兼政委周士第、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等人，都分别被授予了大将、上将军衔。 王世泰在建国后脱离了军队，历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铁道部副部长，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第一野战军高级军事领导人中唯一没授衔的人。 王世泰高寿，2008年3月14日病逝于海南省的海口，享年98岁。